大藏經編纂及電腦化研討會論文特集 卷3

佛教在印土流行，從公元前六世紀至十二世紀，約有一千八百年歷史，大致可分三期：初六百年，為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形成時期；中六百年，為大乘顯教發展時期；後六百年，為密乘佛教流行時期。初期佛教以上座、大眾兩部為主，三、四百年中分化為二十個部派。其中上座部分南北二傳，南傳上座部，在阿育王時期傳入斯里蘭卡，先後又傳入緬甸、泰國、越南、柬埔寨等地。公元七世紀後又自緬甸傳入中國雲南，迄今流行於雲南傣族等幾個民族地區，形成中國巴利語系的上座部佛教。巴利語系的佛教，基本上使用巴利語原典——巴利語的三藏經典，就是巴利語系的南傳大藏經，其中一部分譯成了少數民族文字，在傣族各地區成為傣族文化的主體。印度中期的大乘佛教，主要是龍樹——提婆的中觀系統和無著——世親的瑜伽系統，於公元二世紀傳入中國漢地，公元七世紀又自漢地和印度傳入中國西藏。印度中期、後期的佛教，在中國形成漢語系和藏語系兩大佛教。特別是印度後六百年的密教，包括早、中、晚三期的密教，從八世紀開始全部傳入中國西藏，一直流傳至今。現在流傳於中國的三個語系的佛教，是全面地繼承了印度歷史上的一千八百年分為三期的佛教，而且結合中國實際又大大地發展了，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可以說，世界上完整的佛教和完整的密教都在中國。中國三大語系佛教典藉的總集，便是南傳大藏經、漢文大藏經和藏文大藏經。這三部總集，不但反映了印度佛教典藉的全貌，而且彙集了中國佛教典藉的精華。可以說，世界上完整的佛典也在中國。但不足的是：第一、巴利語三藏大都沒有譯成漢文；第二、漢藏兩部大藏，沒有對勘補譯；第三、世界佛學名著，漢譯太少。正因為如此，在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大德的領導下，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特列「譯經」一項重要工作，欲以彌補以上三項之不足，裨三大語系佛典總集，全臻完善。

巴利三藏，世界上已有十多種文字系統譯本，唯獨漢文譯本至今僅有零星的單品，這不能不說是我國佛教譯經事業的重大缺陷，實是一件很大的憾事。古代漢譯諸經中，雖有些典藉與巴利經典「相當」，如「四阿含」，但並非譯自蘭卡大寺部的巴利語傳本，而是譯自其他部派的梵本或西域諸語本，所以兩者之間仍有區別。雖可資比較研究，但不能籠統地直說「某經同於某經」。1943年成立的「上海普慧大藏經刊印會」本計劃出版北傳、南傳全部經典，但勝緣未具，南傳巴利三藏祇從日譯轉譯六冊為漢，包括夏丐尊譯的《小部》二冊在內，共七十三經，一百五十個本生故事及《發趣論》。在趙樸老的支持下，1981年中國佛協葉均譯出《清淨道論》，1985年譯出《攝阿毗達磨義論》，並重譯《法句》。1985年郭良鋆、黃寶生合譯出《佛本生故事選》，1990年，郭良鋆又譯出《經集》，1992年，鄧殿臣，威馬萊垃擔尼合譯出《長老尼偈》。以上諸譯，數量有限，未成系統。值得高興的是，在吳老擇先生主持下，臺灣元亨寺成立「南傳大藏經編譯委員會」，從1988年開始系統地漢譯，據傳已譯出四十餘卷，但仍係採用日譯本轉譯為漢的辦法。「功成不必在我」，對於所有從事南傳譯漢工作的個人和組織，我們都讚歎隨喜，願與合作。

南傳大藏經系統漢譯的工作起步較晚，困難很多，關鍵在於人才的培養。有鑒於斯，趙樸老指示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必須把譯經事業、學術研究和培養人才三者很好結合起來。從三十年代起，樸老就先後支持三批「五比丘」留學斯里蘭卡，期望南傳大藏系統漢譯工作及南傳佛教弘化事業在中國有個新的突破和劃時代的發展。為此，從1992年起，在極端困難條件下，我所開始籌措南傳大藏的系統漢譯的編譯工作，並取得南京金陵刻經處的大力支持與合作。我們的編譯主要堅持兩個原則：一個是忠實原典，尊重真譯，源自巴利，如同巴利。即或是轉譯自日文、英文的也一定要以巴利語直校，審覈無誤，不能來自傳譯，又復重譯，這就是堅持「信」的原則。二是譯經如經，通達明白，既非純文，亦不全白，儘力發揚佛經翻譯的優良傳統，充分顯示文字般若的圓通功能，這就是堅持「達」與「雅」的原則。合乎這兩條原則的譯著，我們用而編之；不合乎這兩條原則的，我們則組而譯之。編譯一本，我們就印行一本。我們知道，「茲事體大」，非少數人之所能為力，也非短時期之所能完事，即使全藏編譯竣工，也還有對勘、比較、研究諸多事業需要繼續開發、發展。但愚公移山，後繼自有來人；集腋成裘，眾志必定成城。中國佛教三大語系的典籍總集，終將在我們這個時代中國脊樑的新人手裡完成。我們期待所有有這個願行的大德長老、仁人志士給予我們指導、贊助、隨喜、護持與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