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藏經編纂及電腦化研討會論文特集 卷12

編者按：為全面反映此次研討會的情況，除了將會議論文結集發表外，由有關同志根據錄音將其它諸位先生在會議上的發言整理後，摘要發表如下。發言摘要依據會議發言的先後次序排列。

王學信（《華聲月報》主任記者）：我國自古以來便是文明禮儀之邦，歷代朝野緇素自來推重文化典籍的修撰、編纂、刻印、收藏。這一優良傳統，代有相繼，累世不衰，薪火相傳、文脈為繼。遂使我中華民族擁有舉世矚目的極其豐富、又多姿多彩的文化積澱，為建設我國的當代精神文明提供了蘊藏豐厚的資源。

在我國歷史上，每當太平盛世，便有朝廷主持的文治之舉，將當時的文化建設推往極致。可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以彰千古同文之盛。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進入有史以來的最好歷史時期，政局穩定，社會祥和，上下一心，共創大業。經濟高速增長，國際威望日見提高，中華之騰飛崛起，當指日可待。譽之為太平盛世，殊不為過。建設無愧於偉大時代的文化偉業，自然也就提到了議事日程。

中華傳統文化的精要即是震鑠古今、精深博大的儒、釋、道三家之學。此三家之學，雖經歷史推移，時代變遷，不僅未能湮沒、消亡，反而日見光大。使更多的中外有識之士得以從中收取無盡的營養及啟迪，造福人類與社會。千百年來，以儒、釋、道三家之學為主要內涵的中華傳統文化，養育了一代又一代英才輩出的炎黃子孫，造就了眾多的忠臣名將、先哲聖賢，以及詩人學者、藝苑名家，古代科技界的燦爛群星。中華傳統文化以其無與倫比的感召力、向心力和凝聚力，無論過去、現在、未來，都是維繫全體炎黃子孫的血脈和紐帶。中華傳統文化在與西方文化日益頻繁的撞擊、交流、融合中，必將優勢互補，孕育、產生出新的更完美的人類文化，開啟未來世紀人類文明的新曙光。

佛教文化在中華傳統文化寶庫中有著重要的地位，佛教典籍除佛教自身外，還涉及哲學、倫理學、歷史學、語言學、邏輯學、文學、藝術、算學、醫學、天文學、社會學、民俗學等諸多領域，是極其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大藏經作為漢文佛教典籍的總匯，歷代均曾印行。雖然大藏經的眾多版本均功不可沒，但是基於種種原因，各版大藏經皆非善本。諸多遺漏、舛誤及體例上的駁雜，難以盡如人意，每令人為之扼腕長歎。重修一部善本精品《中華大藏經》，並使之結合現代高科技，進入光電化，則勢在必行。

國務院宗教局此次牽頭召集中國佛教協會、中國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中國綜合開發研究院的高僧大德、專家學者共襄盛舉，以期在未來若干年內完成此項文化史上空前的偉業，堪稱極具戰略發展眼光的跨世紀大手筆。承前啟後，繼住開來；功在當代，澤被後人。開啟歐洲新時代的「文藝復興」，是以回歸古希臘、古羅馬文明而作為開端的；而我們對中華傳統文化的回歸、反思、繼承與發展，不也正是肩起新時代的閘門，步入中華民族與全人類更加和諧美好的未來嗎？

刀述仁（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我要去參加一個會，簡單講幾句。

編纂佛教大藏經，功德無量，也是一件順應潮流的大事。我表示堅決支持。上周，我接待了臺灣佛光山的一個代表團，他們也談到希望在編纂大藏經方面進行合作的事。可見海峽兩岸都十分關心這件事情。

我們現在做這件事，條件應該說已經比較好了。我今天講話也是給打打氣，我們一定要做好這件跨世紀的大事。現在大家開這個研討會，意見也可能會有分歧。但我相信分歧也祇是在怎麼做上，而不在做不做上。從佛教協會的角度講，我們義不容辭。南傳佛教、藏傳佛教的信徒也都會支持這件事，因為這是各民族佛教徒共同的事業。

杜繼文（中國社會科學院宗教所研究員、原所長）：編纂新的大藏經是國家的盛舉。我本人非常支持，而且希望很快就能夠實施。它的重要性與必要性，剛纔大家都講了，我在這兒不再重複。我想強調的一點是：一開始，我們究竟從哪裡著手？

我個人認為《大正藏》的好處是方便、實用。它的校勘也是現代校勘，我們要做到它那個程度，大概要費點功夫。有一次，臺灣一位學者在北京大學講話，給我的印象很深。他批評我們現在出版的一些佛教書籍的標點，說：「這種標點的書我就不用。不僅如此，如果有誰依據這種書來寫文章，那種文章我也不讀。」也就是說，我們現在有些書籍標點的錯誤太多，沒有權威性。臺灣用的是《大正藏》，但我認為《大正藏》同樣也不能作為最後的權威的版本。相反，我認為《中華藏》值得重視。我校勘過幾部經，就我校對過的幾部經來看，《中華藏》最可靠，最有權威性。至於具體哪幾部，細節如何，這裡就不詳細講了。總而言之，《中華藏》可以作為一種權威版本。而《大正藏》不能作為權威版本。因此，我主張新的編藏工作以現在的《中華藏》影印本為基礎來進行。

第二步就是繼續完成《中華藏》下編的問題。這項工作現在停頓了。停頓的原因很簡單，就是沒有錢。由於這項工作準備得比較充分，收集的材料比較多，份量比較大，日本等國都沒有這樣的藏經，我們把它編纂出來，可能要屬於世界第一了吧。如果能夠把《中華藏》的下編完成，我認為是功德無量，非常之好。希望國家能夠支持。如果宗教局從《中華藏》著手，把整個的上、下兩編全部做出來，就可以說把基礎打下來了。在這個基礎上，無論是標點也好，校勘也好，輸入電腦也好，都有了最基本的材料。否則，恐怕下邊的工作不太好做。

最近我看了幾本書，用的本子權威性還是差。我看到的國內外比較有權威的學者常用的中國人編纂的大藏經，一個是《頻伽藏》，一個是《磧砂藏》，它們比起《中華藏》，都差遠了。所以我建議從《中華藏》開始新的編藏工作。

會議讓我介紹六十年代初期，呂澂先生的《新編漢文大藏經目錄》的情況。這件事情的基本情況都反映在呂先生《談〈新編漢文大藏經目錄〉譯本部分的編次》中，對這個問題，當時有些爭論，其中周叔迦先生提的意見比較多、比較中肯。呂澂先生根據周叔迦先生的意見又作了補充。寫了《有關大乘經分類部分的補充說明》。這個材料可參考。這裡的中心問題是什麼呢？呂澂先生私下講過這麼一層意思，覺得中國人用《大正藏》，不太好使。因為漢文大藏經本來以中國為主，而現在這個文化中心不在中國，跑到日本了。這當然有些歷史原因，我們過去破壞得比較厲害。六十年代初，經濟恢復，文化也比較發展，所以當時考慮中國人應重新編輯大藏經，這也是提高民族自尊心。在編輯體例方面，當時也考慮到可以衝破日本的，傳統的。呂澂先生主張從研究的角度，從歷史的角度，從學科的角度重新分類。他對《大正藏》的編法也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大正藏》說是按歷史次序，實際上那種歷史次序很難成立。呂澂先生主張按照思想內容來分。我個人認為，根據思想內容分也很難。有些問題是很難分的。究竟怎麼分，我建議到了操作階段，開專門會議，進行專門的討論，今天在這裡很難討論，因為這個問題涉及的面太專，不適於大範圍討論。

另一個問題。中國的大藏經，當然以漢文為主。如果以漢文為主，那就應該把日本人的漢文著作，朝鮮人的漢文著作，越南人的漢文著作都吸收進來，比較全面的反映漢文大藏經的全部面貌。在這一點上，我們過去沒有十分注意越南。當然，究竟越南現在佛教典籍的現狀如何，我不太清楚。聽說是有不少史料，其中與禪宗有關的資料較多，是我們這裡所沒有的。過去我對日本的著作也不太重視。最近看了空海的著作，大吃一驚。他在宗教方面的貢獻這裡就不講了，他在文化上的貢獻也很大。比如對韓愈的研究，在中國歷史上也數得上，此外，對中國文字的研究，對語音學、對四聲的研究，都算得上好手。過去我沒有想到他會有這麼好的研究，寫了這麼厚一本書，國內已經有譯本。對這些非中國人寫的古代漢文佛教典籍，我們也要重視，吸收到新的大藏經中，吸收到《中華藏》的下編。這部分東西出來，同樣是我們的國寶。

大家都說《中華藏》不好讀，實用價值低。我也同意。但要講最後的權威性，大概還要算它。它用起來不方便，沒有標點，校勘在後面，還得一行一行地找，那麼大一本書，很難。但講權威性，還是它。當然也不是說編得就那麼理想，但這個路子應該堅持。出於這樣的思路，所以我建議首先來做《中華藏》下編的工作。

再回到呂澂先生當年的目錄上，當時大家的分歧主要在分類上。不少人批評呂先生的分類是一家之言，學派性太強。但他是從文化，從學術這個角度來談的。作為探討問題的一個藍本，也還可以繼續討論。

欒貴明（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電子大藏經的工作，我是1986年開始的。這個工作很重要，也很複雜。關於這個問題，剛纔大家談了很多。總結起來，人、財、資料、編纂程序等問題。我覺得更重要的還有信息。就是國際、國內目前此項工作的進展情況。如剛纔介紹的國外大藏經錄入的情況，就很重要。另外，大家也都知道，兩部大藏經。一個是我們這邊的，一個的臺灣編纂的。這兩部大藏經都有各自的教訓。教訓很重要，但主要還是成就。它們的成果，我們要用。比如《大正藏》標點的成果，我們要充分的利用。因為你要超過別人，必須站在別人的肩上。如果覺得丟人，不肯站在別人的肩膀上，那就無法超過人。這與體育比賽不同，百米賽跑，不可能別人跑前60米，我來跑後40米。文化是積累的，如果我們不能學習別人，就無法進步。問題在於怎樣學習別人？我們不能抄襲，而是創造性地接受它們的成果。這是今後在大藏經的編纂方面應該特別注意的問題。在這個過程中，當然要嚴格遵守版權法。

剛纔大家談了不少，我也覺得總體來說，的確有它的難度。但現在與86、87、88年不一樣了。那時我剛輸入幾卷《中華藏》的經典做實驗，方廣錩天天在我那兒守著。做了以後，覺得有些問題。現在也還有一些問題，但比那時要少多了，科學進步非常快，很有希望。總結起來，我覺得人有。財也是小問題。資料、信息、怎麼編等等，都可以解決。最最關鍵的是由宗教局來組織這件事。這是第一位的。過去這件事沒有搞成，就差一步之遙了，關鍵就在這裡。所以聽了這會，我覺得更有信心了。至於計算機的具體技術問題、學術與技術如何結合問題都是相當次要的。

大藏經如何編？今天大家講得比較徹底。雖然有些還沒有展開，但對我是重要啟發，也更有信心了。現在各方面的條件已經比較具備了。我認為此事不用太長的時間。現在我們的手段也已經充分現代化了，有些事情可以事半功倍，甚至一事幾功。我估算了一下，覺得不用超過五年。二年之內應該出初步成果。當然，如果講到書冊本，這是電子化以外的另一個問題。現在看來，作為珍藏本、傳世本，可以用電子版，但在過渡時期，書冊本仍然需要。而新版大藏經，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性的文化工程，不能影印。一定要新排，一定要有標點。這一點無需討論。如果我們拿個「百納本」或別的什麼本來代表我們的水平，這總說不過去。由於有印刷、排版、還有詳細的校對、標點等過程，所以書冊本的時間相應要長一點。能夠在十年以內拿出來，這差不多。但電子大藏經，就我們已經具備的條件看，它一旦把產品，即大藏經製成後，以後幾年的工作，可以自動生成，可以由比較低層次的人來進行。這樣可以避免大藏經虎頭蛇尾。因為我們現在有了計算機。我們不唯計算機論，但計算機的確有它的優越性。電子版做成後，可以一本一本出書冊版。現在計算機與印刷的連接也比較簡單。我認為無論如何編輯工作不能超過五年。如果條件具備，完全可以做到。儘管大藏經有各種各樣的複雜問題，但計算機可以滿足各方面的要求。祇要我們能夠想得到，提得出來，就可以納入方案。第一步沒有考慮到，還可以在第二步補充。

我對這是有充分的信心，但有一個前提，就是必須有宗教局來抓這件事。時間不用那麼長，成果也可以是階段的，比如一年出一次成果，或陸續發表。在這一點上，電子出版物有它的優點。當然，也有問題，比如盜版。但我們不能因為怕盜版就不搞了，就封閉技術。

熊國楨（中華書局副總編輯）：我個人對編印大藏經非常贊成與擁護，很關心此事。也關心有什麼新的動向。在此想介紹一下中華書局在佛教典籍整理方面所做的工作。也談談我從事該工作的一些感想。

中華書局從1978年開始，搞了一套「中國佛教典籍選刊」，當時的考慮是佛教界的一些老專家年事已高，佛教典籍的整理需要抓緊進行。否則很多寶貴的精神財富要被帶走了。大藏經又很多，所以從搶救遺產的角度，選擇大藏經中最重要的若干部，請健在的佛教專家做註釋、整理工作。到現在，當時定的22種，祇出版了9種。其中相當一部分僅僅是校勘與標點，沒有註釋。有的稿子雖然很小，但經過了好幾個人的手。比如《童蒙止觀》，開始約的是哲學研究所的談壯飛先生，但還沒有開筆，就去世了。後來巨贊法師接手，但還沒有動手，患了腦溢血。最後是金陵刻經處的李安先生完成的。這部小書，帶註祇有六萬多字，經過三位高僧大德的手纔完成。這裡的曲折艱難，不是一言半語能夠說得清楚的。比如佛教典籍的標點，就不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我們的選刊中有一本禪宗的語錄，請的是某大學的一位老專家，他既是文學史的專家，也是禪宗史的專家。該書他交稿後，我們請編輯作了許多修改加工。但出版後，還是受到很多批評。首先是四川大學項楚先生，寫文章指出該書標點錯誤五百例。後來我們又陸續收到一些讀者的批評意見，至今為止，這本書因標點方面的錯誤累計挖改二千多處。而這本禪宗語錄還是大家讀得最多，最通行的一種。這樣的語錄，標點起來還如此困難；則其它一些不常見的佛教典籍的艱難程度，就可以想見了。這套書還有這樣的情況，有的明知底本沒有選對，但沒有辦法，因為作者已經去世，是遺稿，祇有先把它出版出來再說。有的註釋是學生根據老師的成果寫的，因老師年事太高，寫不了了，學生來寫也可以，總比沒有強。對這些不太成熟的東西，我們也祇好先把它出版出來。就這樣，至今一共纔出版了9本。當然，出版速度慢，也有我們出版社工作方面的問題。

總之，佛教典籍的整理，不是一件簡單的事。首先，文字的勘定就是大問題。佛典中有古體字，有俗體字，都應該整理為正字。這纔能成為標準的版本。如保留很多異體字、很多現在已經淘汰的俗體字，則這種版本就沒有時代特色。有些佛經中的術語是音譯，這種音譯因人而異，是否要統一？有的經，不同時代均有傳本，由於時代不同，產生一些差別，如有的稱「唐音」，有的稱「晉音」，有的稱「宋音」。如果要恢復原文，也要做一番文字考訂工作。另外就是斷句。佛經中各種佛教名相、名詞、概念比較多。日本的《大正藏》有很多錯誤是因為對中華文化不瞭解，有隔膜，所以破句。中國人來整理，至少在名相、概念方面不要出現錯誤，不要斷錯句，例如把一個詞分成兩截等等。《大正藏》中有很多這樣的錯誤。至於剛纔有的專家談到的它的排印方面的錯誤，那是工廠的問題，不是整理的問題。斷句後還有標點的問題。斷句對不見得標點也對。現在出版的一些佛教典籍中，包括白話翻譯，很多似是而非的東西。自己就沒有讀懂。如果這樣整理，等於是糟蹋古籍。這是破壞，不是建設。大藏經的整理是應該用非常嚴謹求實的態度來做的一項很嚴肅的工作。要動員相當的人力，這工作也不是一般的認識繁體字的人就能夠做的。一是要求古籍整理的基本技術的訓練；一是要有相當深厚的佛學修養。兩者缺一不可。而現在要找一批符合這兩個條件的人，不是很容易。中華書局出版標點本「二十四史」，當年調集了大批歷史學家，集中進行。現在我們是否具備這樣的條件，能夠調集相當一批符合上述條件的人，全心全意地做這件事？否則，十年、二十年也出不來。我們現在出版的《中華大藏經》是任繼愈先生掛帥、指導，具體工作是李富華先生、方廣錩先生組織一幫人來做。先後參加工作的有三百多人，除了宗教所的專業人員外，大多數是退休的教師和幹部。他們在這兩方面，都有先天的不足。所以祇能做機械的比勘，列出異同，無法做評述，確定是非。當時的條件祇能做到這一步。現在要搞一個超過《大正藏》的佛教大藏經，這個標準絕對不行。《大正藏》收的經典多，再一個它是鉛排，相當多的經集中在一本書中，上下三欄，校勘記採用比較簡潔的方式，用一些符號，都能在當頁查到。所以流通方便，也很廣，世界各地都可以找到。中國的一些大藏經，版本很好，但是木刻的，卷帙太多，用起來不方便。《大正藏》的特點就是方便實用。但在標點斷句方面的確很不可靠。有的經好一點，但多數都靠不住。包括一些很重要的基本典籍，破句都很厲害。錯字也多，有些是因為不懂，生造一些根本沒有的字。所以，要說超過《大正藏》，也很容易，因為中國人做這件事，有自己的民族文化傳統，有優越條件。祇要能夠集中相當的人，就可以做這件事。至少保證標點斷句基本正確。這不難做到。但有兩個問題：

一、投資問題。沒有相當大的投資不行。82年做《中華大藏經》，那時主要是古籍規劃小組李一氓同志支持，每年撥十幾萬，中華大藏經編輯局就能夠做事，不過那也就是一點辦公經費。現在十幾萬絕對辦不了事，資料要資料費，複印要複印費，人頭費也不得了。投資問題怎麼解決？這祇好由宗教局出面來協調。李一氓同志辦這件事時，當時政治歷史條件不一樣，氣候不一樣，所以當時採取不爭論、辦實事的辦法，選取《趙城金藏》做底本影印，再用較好本子作校勘，出一個在歷史上能夠站得住的版本。也就把這件事作下來了。現在來討論這件事就不能這麼簡單。再搞影印，意義不大。排印的話，投資至少要好幾千萬。現在一方面很多大型的文化工程重複浪費，是出於贏利的目的，而不是出於文化積累的目的。另一方面，有些很重要的文化建設工作，無人來出錢。大藏經就屬於應該有人來組織，來做，來花錢的事。此事由宗教局出面，加上佛教協會，各方面一起呼籲，還是有希望的。

第二大困難，是人力問題。要集中相當一批有佛學修養的，有古籍整理基本技能的同志，專門從事這一工作。包括領頭的人，必須全身心地投入到這個工作中，而不是僅僅掛名。僅僅掛名做不好這件事。他要具體研究版本，研究校勘，研究斷句，要具體指導。我覺得木刻藏經中金陵刻經處的《藏要》本比較靠得住。當時就有楊文會、歐陽竟無、呂澂他們做這件事。這個本子確實靠得住，不會誤導。也有錯誤，比較起來，在木刻版藏經中是最可靠的。我們現在能否集中這些人力？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現在市場經濟，大家忙的是生存問題，溫飽問題，這樣一種氣氛做不了這個事。要做這件事就需要有點犧牲精神，十年、二十年，就是坐冷板凳，就搞這一項工作，十年、二十年以後纔能出成果。沒有犧牲精神不行。現在佛學界的專家，不少人年事已經相當高了，年輕一輩能不能踏下心來做這件事？這要做大量的組織工作，思想工作，也要切實解決他們的物質福利待遇問題。否則不安心。這項工作週期很長，編校的工作，不要說五年，十年能夠完成就算不錯。出版再加五年。邊編邊出。週期長，沒有相當的資金來支持就做不下去。資金、人力等都是實際運行中會遇到的實實在在的事。比如在座這麼多專家，但究竟哪位同志出來做這件事？我看願意投入的人大概不多。真正能夠勝任的恐怕也不是太多。因為好多同志是搞佛教史的，或者是搞佛教理論的，或者是從事佛教宣傳的。而真正搞古籍整理的，搞佛教典籍整理的，這樣的人比較難找。從全國範圍來調，恐怕都得費點勁。當然，可以培養一些年輕人。比如從古典文獻專業的畢業生中培養一批，邊^[A1]幹【CB】，干【藏外】幹邊學。但這些實際問題都非解決不可，否則啟動不了。

這件事要認真去抓，如果不抓緊，真可能「黃」了。真有這個擔心。

葛兆光（清華大學教授）：上面大家談了很多。假定這個項目最終能夠立項，那麼我建議兩點：

一、很多人提到關於人的問題，尤其熊國楨先生講了很悲觀的話。我認為，這項工作的確需要有人來做，而且兩頭的人不能做。一是現在研究很有成就的人，他們都很忙，實際上也未必肯對著電腦屏幕一字一字地去看。另一頭，沒有佛教知識，沒有古籍整理常識的人也不能做。所以是不是可以採取辦碩士班與博士班的方法。祇有學生纔能夠給你非常認真的辦事。這是否可以由宗教局出面，與教委協商，在某大學辦一個試點的班，從本科到碩士、博士。學生們可以非常認真地來做這件事，實在說，如果他們能夠認真地做出來，人材也培養得差不多了。另一個方法，是否可以在佛學院系統中，找一些素質比較好的學生。這樣，僧俗兩界都有人參加，事情纔真正有人做。說老實話，你要我現在坐下來慢慢校一本書，恐怕也抽不出時間來。

二、既然要做，是否在做的過程中同時完成一個目錄提要。劉向校書，每校完一本都寫一篇書錄。如果我們也這樣做，大藏經編纂出來，大藏經提要也編纂出來了。這樣做的好處是：要做好提要，他就必須認真地看書。還可以把若干種目錄，若干種藏經的典籍都附在底下，便於查找。我們可以學習清朝人編纂《四庫全書》的辦法。其實以前的人，像歐陽竟無，也做提要。有這樣一個東西，將來做整理工作等都很方便。

淨慧（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聽了大家的意見，很受啟發。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佛教文化也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新編漢文大藏經也因此有著重要的意義與切實的必要性。在科技文明高度發達的今天，利用現代科技文明來重新處理大藏經的有關問題，的確是一個好的機遇。

在這次新編漢文大藏經的設想方面，有兩種樣式。一種是印刷版，書冊本，一種是光電版，電子本。在這兩種版本的選擇上，從佛教的理念來講，書冊本更重要。佛教把經典視為法寶，供人閱讀學習，所謂聞、思、修，其中就離不開書本。除了閱讀學習，還用來供養。每個寺院都有藏經樓，這就是供養法寶所在的地方。三寶有住持三寶，亦即佛像、經典與修持佛法的僧團。經典是住持三寶之一。考慮到這一因素，我們在新編漢文大藏經編纂開始時，應該把書冊本放在第一位。此外，現在利用電腦閱讀、查詢的普及率不高，真正使用電腦的人數也相當有限。對寺廟裡的僧尼來說就更是如此了。

現在應用的書冊本大藏經有好幾種，其中最普及的是日本的《大正藏》。《大正藏》從日本傳入中國是解放前。解放後傳入的大多為臺灣的翻印本。大約有1000部左右。使用上有一定的優勢。方便，數量適中，兩個書櫃就裝下了。資料集中。儘管標點有錯誤，但有了句讀，讀起來方便多了。比較起來，我們的《中華大藏經》就沒有這個優勢。佛經，特別是很多古文的東西，現代人接觸起來像天書一樣。你再沒有句讀，使人們實在沒法看，受到很大的局限。因此，我們新編一部書冊本的大藏經，要超過《大正藏》，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我們也要利用它的成果。人類的文明成果是大家共同分享。我們中國人在歷史上創造了儒釋道三家的文明，現在世界各國都在分享。世界各國所創造的文明，我們中國人也在分享。很多科技文明，是西方人創造的。日本人在佛典研究、佛學研究方面的確取得很多成果。我們中國的學者們都在分享這些成果。這也體現了中華文化的包容性，中華民族的包容性。因為日本文化本身就是儒釋道三家大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對於日本人取得的成果，我們一方面是接受，另一方面是歡喜讚歎。

要編纂新的漢文大藏經，除了在資料上要超過它以外，在編排、校勘、體例、分類等方面都要有所突破，纔能說超過它。我想在資料方面肯定能夠超過它；在體例方面我們也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另外，臺灣的《佛光大藏經》的很多做法我們可以吸收。關於體例與分類，我建議，等我們這件事真正立項以後，再開專門的會議來進行研究，這不是一下子能夠解決的，可能有各種分歧意見。最後總得拿出一個大體上既符合傳統，又與現代學術接軌的分類方法與體例，來新編我們書冊版的大藏經。至於電子版的大藏經，昨天與小盧說，電子版大藏經的分類方法比較好解決，它可以採取各種各樣的分類方法。到那時，分類祇是一個框架，可以按照各種方式來處理。可以按照《開元錄》編排，也可以按照《閱藏知津》編排，或其它新的分類都可以，不受某一個模式的局限。所以電子版分類的問題不是很大。而書冊版的分類要好好討論。拿出來後，要真正能夠超越前人，跟同時代的相比也要有自己的優勢，這纔能體現出做這項工作的優勢與意義所在。

這件事應該怎麼做呢？從歷史來看，如此浩大的文化工程祇有在盛世纔能夠做得了。在當今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下，文化政策、宗教政策相當開明，做這件事正是適逢其時。歷史上修大藏經，有官辦、私辦兩種。官辦為主，私辦也不少，還有私辦公助，或稱民辦官助。就是先由佛教界發起，其後得到國家的承認，給予認可。我想，佛教文化是有它的共性，但它之所以重要，我作為一個僧人，認為主要在於它的個性。個性就是信仰。祇有信仰層面能夠存在，佛教的存在纔有必要。沒有信仰的存在，佛教僅僅是一種文化，它對人類的貢獻也就大打折扣。基於這樣一種理念，新編漢文大藏經能否採取這種做法：民辦，得到政府的支持，政府在政策上給予保證由民間來具體實施。從我僧人本位的角度來講，應該以具有信仰的人為主組成一個班子，與學術界、文化界共同來做這件事。祇有這樣纔能調動廣大信徒的參與意識。佛教界的參與意識如何，是我們這件事業能否取得真正成功的保證。既然國家財政一下撥出巨款資助此事有困難，那麼祇有調動佛教界的參與意識，經過幾年的努力，來完成這件事。昨天聽到對《房山石經》的介紹，它歷時一千多年，不管朝代怎麼改變，這件事一朝一朝一代一代堅持下來。昨天還講到《趙城金藏》。該藏是一個女居士崔法珍斷臂募集資金，而後刻成的。現在成了《開寶藏》以後最具有版本價值的佛教藏經。這就是信仰帶動的。從我們民族來講，沒有共產主義信仰，民族要真正站立起來是不可能的；從宗教來講，沒有信仰也不可能。宗教文化事業有共性，有個性。共性的部分，全社會都可以分享。但個性的部分不可能全社會分享，祇是那些有信仰的人，纔可能更積極，更虔誠的投入。所以我認為可以採取民辦官助的形式。在這個前提下，我們可以看看臺灣《佛光大藏經》的做法。佛光山當然有它的條件。主要有兩條：一是經濟力量雄厚；二是佛教人才多而且集中。現在修藏，經濟還不是很重要的問題，最重要的還是人的問題。《佛光大藏經》從性質上講是民間的，不是官辦的。是以佛光山系統作為依託來做這件事。我們來做這件事，也應該考慮可以依託的一個大的寺院或名山。因為他們的經濟收入是常年固定的。能夠讓他認同這件事，真正參與這件事，幾年的時間其它事情不做，整個參與此事，就能夠做起來。祇是簡單地號召大家捐款，這恐怕也不一定能夠靠得住。

編修新的大藏經還是不要太擴大。比如收入南傳佛法的東西、藏傳佛教的東西，我主張基本上還是以現有的漢文資料為主。如果真的搞南傳佛教的互譯或藏傳佛教的互譯，這件事就會變得曠日持久。文化事業是持續不斷的，也是應該有階段性的。在現階段，還是以現有的漢文資料作為應收的主要資料。互譯的事現在也可以做，也可以以後再做，再搞續編也可以。

蘇晉仁（中央民族大學教授）：大藏經工程可說是一個千秋偉業。現在已經到了20世紀末了，在這個時候，我們應該在前人的基礎上，把過去的藏經以及藏外的東西做一個總結，做一個結論性的工作，把過去的東西都包括在內。這樣，對於當今時代，對中國文化都將是極大的貢獻。

我們一般用的都是《大正藏》，因為它有點句，有校勘。當然還存在很多問題，但畢竟給我們提供了很多方便。另外，我還想到一點，就是《大正藏》有它的特點，它不僅吸收前人的著作，還突出了日本人的著作。我統計了一下，它收的譯經（主要是中國翻譯的）有32卷1692部；中國人的撰著，祇有22卷666部；收入的日本人的佛教撰著，也有32卷，此外還有圖像12卷。我們現在編纂《中華大藏經》，要突出中國人的特色，這樣纔能把中國歷代的佛教文化表現得更加全面，這纔能使這部藏經真正表現為是我們今天中國人的藏經。

另外，我有個設想，就這個藏經的收經內容而言，首先是截止年限。是否到解放前（1949年）為止，或者到清末為止。就現在看，可以到49年以前為止，因從清末到49年還有些著作。當然，收的時候對不同時間段的典籍可以適度掌握寬嚴。其次是收的範圍。這可以分為幾個方面，比如說著述方面，宗派方面，歷史方面，議論方面。以至過去沒有收入的山志、寺志、年譜、詩文集等等，都應該收進去，不應遺漏。如出家人的詩文集，過去也收，但比較有限。我們這次則應該比較全面地收進去。

另外，對於外國人的著作，像朝鮮人、日本人著作等，我們收不收？如果都收，那就與《大正藏》重複了。我想要有一個界限。就是古代到中國來過的，不管古代藏經有沒有，都可以收。像弘法大師那樣。還有，到日本去的中國高僧的著作，也應該全部收入。事實上，那些著作也都是漢文的。

關於版本，我考慮，現在如果重新來標點分段，會有一定的困難。想一下完成不行，恐怕會曠日持久。是否可以用比較簡單的辦法，比如金陵刻經處刻的經，差不多都有句讀，就採用它的句讀好了。因為如果要重新標點，恐怕工程太大。金陵刻經處本沒有的，我們再做補充。至於校勘，恐怕還要再考慮。比如《大正藏》、《中華藏》都是死校。這樣校當然也有用處，但有一定的局限性。它沒有活校，祇是提供資料而已，沒有確定這句話到底應該用哪個字。我們現在真正校的話，應該是活校。當然這個工作很浩大，很麻煩。

在編排時，最好對某一個經，把它的有關著作都放在一起。形成一個體系。這部分書以後也可以單賣，便於讀者學習。這樣也收得比較全。像《楞嚴》、《華嚴》，都可以自成體系。

日本《大正藏》有一個小本目錄，其後有一個「會員名錄」，實際上就是出錢的人，買書的人。我們以後也可以採取這個辦法。誰捐了款，誰買了書，我們把他的名字列在裡面。也就是對那些願意做功德，願意買書的人，進行表揚。

湯一介（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書面發言：對編纂新的大藏經表示熱烈支持。新編的這部大藏經要超過日本的《大正藏》，成為最完備、最權威的大藏經。這就要求必須做到兩點：一、要選好底本，認真總結編纂《中華大藏經》的經驗與得失。二、必須要有現代標點，做好校勘。

周紹良（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編輯大藏經是一件很好的事，我很支持，希望它能夠辦成。這也是一件大事，我談幾點意見：

一、我們立足於今天來編纂大藏經，就必須突破過去。從《大周目錄》到《閱藏知津》，從《開寶藏》到《大正藏》，這麼多目錄、藏經，老實說是炒冷飯。體例也沒有突破，沒有變化。大家翻來覆去，還是這些相同的經典。現在我們要突破，否則顯不出精彩來。古代藏經的一大缺點是白文本太多，沒有像儒家《十三經》那樣整理。儒家《十三經註疏》本流通後，白文本就不流通了。我們要突破，纔能編纂出劃時代的大藏經。

二、大藏經，祇限於佛言法語。我們可以不搞大藏經，應該搞佛教全書。它與大藏經形式不同，含義不同，立意也不同。大藏經有取捨，有入藏、不入藏的問題，我們可以沒有這個問題。如果我們限制在「大藏經」這個名稱中，太窄了。應該有新的觀點，新的立腳點。

三、我們是否還採用傳統排列方法？我們應該定出新的排列次序來。這纔能體現新的精神。蘇晉仁教授提出「以疏隸書」，我認為可以考慮。

四、必須先編出一個書目，因為現在不知道有多少書。《大正藏》中提到的書，現在不少根本找不到了，有的可能在哪裡存在著，但我們不知道。所以要調查，登記，編一本中國現存的藏經目錄、佛教典籍目錄。現在浙江圖書館正在從事這一工作。他們來找過我。四、五年前，我對這事有興趣，現在沒有精力了。應該入藏的書是有，但必須先去找。《大正藏》的書並非都很好。我就存有一本書，書名與《大正藏》本同，前半部分殘缺，中間部分與《大正藏》本相同，但後半部分與《大正藏》本不同。《大正藏》本有時還有錯字。如果還用《大正藏》做底本，就會跟著錯，自己還不知道。這就很危險。因此，先把訪書的工作做起來，目錄編纂出來，這很重要。

五、有人談到，由宗教局牽頭，成立一個機構，向國家立項。我覺得這樣做太渺茫。什麼時候纔能夠爭取到？不知道。我覺得淨慧法師提的民辦公助的方法很好。我們先辦起來，向宗教局立案。宗教局先承認。成，望下走；不成，解散完事。成立這樣一個民辦的機構很有好處，我們可以在海內外爭取合作與資助。有形的資助與無形的資助。有形的資助（錢）隨時可以號召，無形的資助（人力、出主意，資料）更重要。我認為可以先成立這樣一個機構，同時把訪書、編目工作先做起來，並進一步籌劃如何進行。這樣，雖然還沒有成，但已經開始向前走了。

樓宇烈（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重新編纂大藏經是非常重要的一項工作，很有必要。我們現在能夠看到的古代大藏經有三十部左右。新編大藏經，我看到臺灣編的，就有五、六部，大陸有《中華大藏經》。我認為我們現在編纂大藏經，要考慮究竟從那個方面著眼。我比較傾向於把大藏經作為備查的資料庫來使用。如果讀，還要靠各種流通本。但建立佛教文化的資料庫很重要，這個資料庫也可以成為各廟的鎮山之寶。各大圖書館能夠有這麼一套，就很解決問題。現在有很多資料真的找不到。實在說，一部《大正藏》是不夠用的，很多東西要從其它地方去找。當然，反過來說，我們再怎麼努力，也不可能收羅完全。祇能是相對的。入藏時限可以放寬，可以到現在，但選擇要從嚴。特別是民國以後的，否則太濫。一個圖書館也不可能什麼書都收。它也做不到。

由於是備查，所以我不太主張標點。對佛教典籍的標點，我深有體會，不太好辦。中國的古文，佛經的翻譯，根本不能用現代的新式標點去做標點。一標點就把它原來的語氣、文風全部破壞了。如果沒有親身體會，從理論上講，是應該新式標點。但祇要自己實際動手一做，你就知道不是那麼一回事。不要說古代佛經，就是嚴復翻譯的著作，也同樣。我也做過嚴復著作的校點。用新式標點都很難。因為它是四六文，用新式標點一標，原來的文風、氣息全部沒有了。所以我認為，最多做句讀。就這樣恐怕好多還做不過來，或者做不了。金陵刻經處的本子是句讀了，但也有好多都空著。因為他圈不下來，不知道在哪裡圈。包括《藏要》，也有不少地方沒有斷掉。這當然應該允許。所以，如果用新式標點，不僅工夫很大，恐怕將來錯誤百出，還誤導閱讀。所以能夠用句讀就很好，而且儘量保持它原來的文氣。如佛典四字一句。其實要從內容看，有些地方八字一句纔好，但古人的行文，人們的讀法，就是四字一頓，纔有味道。新式標點，是符合意思了，但沒有味道了。說實在的，看不懂的人，再新式標點，他也看不懂。需要研究的人，沒有標點，他也要研究，所以標點的工夫可以省。校勘，可以儘量利用現在已經有的。現有的當然並不都是正確的，但可以儘量借用。如果全部自己做，這個工夫也不得了。底本，是否可以用百納。不一定非要確定為某一個。哪個精，哪個好，我們就選那個。這樣更好一點，也可以省去很多校勘工作。比如我校過《房山石經》一個本子，其它藏經讀不通的，《房山石經》可以讀通，這就應該選為底本。所以選底本應該不拘一格，百納。

從步驟來說，可以電子版先上。因為我們要出重排本，那首先需要錄入。錄入以後，校勘也罷，什麼也罷，都可以在電子版上做。有些可以先出一些階段性成果。然後回過來做書冊本。

事情很大，需要成立一個機構。我覺得這個機構依託在一個寺院有它的優越性。可以得到長期的資助，可以維持機構的日常運作。三十年代影印宋藏，也不是國家的機構。用這種方式比較有保證。工作人員應該固定，不能像《中華大藏經》那樣臨時聘用一些退休人員。編纂的過程也是培養人才的過程，我們應該吸收一些年輕人參加。現在的問題是我們培養了一些佛教人才，畢業以後無處分配工作。而這項工作很需要人，應該結合起來。我覺得佛教界缺乏一些眼光。各大寺院錢很多，可以多辦一些研究所，把我們培養的學生吸收過去。有好處。這些人也可以隨緣麼，願意出家就出家，願意做居士就做居士，願意當研究人員就當研究人員。這項工作，臨時請一些人來出出主意，這個可以。但真正做起來，不落實具體的地方，組織固定的工作人員，沒有周密的計劃，那還是困難，臨時措施是不行的。《大正藏》很多問題，也就出在當時找了一些臨時工作人員，每人包幾卷，進行點校，那問題就出來了。

如果能夠做出來這樣的藏經，意義太重大了。至今為止，還沒有這樣一個資料完全的大藏經，所以很有必要，很有需要。辛亥革命以前三億五字，我估計可能還要超過。當然編的時候，具體問題還要商量。有許多資料是重複的。

另外，就是能夠考慮在這同時編纂一個供大家閱讀的小的佛藏，真正是能夠實用的。像《藏要》性質之類的。無論信仰者、研究者，都可以閱讀。這可以考慮註釋等等。

收的範圍非常複雜。如果全部收，了不得。這與其它古籍整理也有重複的地方。現在浙江圖書館在做調查。圖書館以外的資料需要另外調查。現在可以先做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