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藏經編纂及電腦化研討會論文特集 卷10
臺灣編印《中華大藏經》始末
佛教在臺灣擁有眾多信徒,佛教書刊的編輯出版活動也非常活躍,卷帙浩繁的各種大藏經不斷推出,成為這方面的一個顯著特點。
臺灣出版大藏經,是以1955年臺北中華佛教文化館影印《大正藏》開始的。1962年,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日本《卍續藏》;1968年,臺灣「中國佛教會」又與香港有關人士合作再次影印。70年代以後,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在影印各種版本大藏經上傾注了巨大努力,不但再度影印了《大正藏》、《卍續藏》,還用韓國東國大學影印本為底本重新影印了《再雕高麗藏》,以及日本《卍正藏》。祖國大陸的文物出版社重刷《龍藏》之後,新文豐出版公司很快據以影印為精裝本,名《乾隆版大藏經》。在此期間,《頻伽藏》、《普慧藏》(部分)及《藏要》也都改頭換面被影印出版。由日文本譯成中文的《南傳大藏經》,由敦煌寫經輯成的《敦煌大藏經》,由臺灣佛教學者藍吉富主編的《大藏經補編》,由南天書局編輯影印的《西藏大藏經》,一部部如同雨後春筍紛紛問世。1987年元月,臺北文殊出版社開始發行「電腦排版」、「重新斷句、新式標點」的《文殊大藏經》,原擬出174冊,不久卻因故中輟。目前,佛光山正在編輯一部與文殊出版社上述宣示如出一轍的《佛光大藏經》,已出版了《阿含藏》、《禪藏》和部分《般若藏》。除以上各藏外,臺灣還影印了日本的《真言宗全書》、《淨土宗全書》,編印了《禪宗全書》、《天台藏》等各別宗派的文獻集成。
但是,40年來臺灣社會有關各方費力最大、耗時最久的漢文大藏經編印項目,還要算1956年隆重開場、1982年勉強了事的所謂《中華大藏經》。
臺版《中華藏》的發起人是密宗施主屈映光,而實際上最早的倡印者應推蔡運辰。蔡運辰,1900年生於遼東,是名僧虛雲的俗家弟子,法名寬運,字念生。1951年3月,他在臺灣《覺生》雜誌上呼籲編印新藏,無人響應;1954年2月他又在《人生》雜誌首次提出《中華大藏經》這一名稱,唯含義與後來的不盡相同。到這年10月,屈映光有感於《清藏》刻成後200餘年無大舉修藏事,遂聯絡部分國民黨元老,動議編纂新藏,當時簽名贊同者有台灣僧俗要人210名。1956年11月11日,「修訂中華大藏經會」在臺北善導寺正式成立,簽過名的贊同者都是會員,屈映光任首席常務理事,蔡運辰為總編審。「修藏會」還在泰國、日本設立了分會或代理人。
臺版《中華藏》最初設想分為4大部分:1.選藏;2.續藏;3.譯藏;4.總目錄,共收書5,005部。「選藏」,又稱正藏,是全書的主要部分,擬分4輯依次出版。第1輯:影印1931~1935年上海出版的《影印宋磧砂藏》和1935年三時學會從《趙城藏》中編選的《宋藏遺珍》,有書1,581部;第2輯:影印明清遞刊版《嘉興藏》(已見第1輯的書不重收),有書658部;第3輯:影印日本《卍正藏》、《卍續藏》(已見1、2輯的書不重收),有書1,337部。3輯累計收書3,576部。第4輯收另外13種藏經中不見於前3輯的書,共400部。合4輯之數,選藏擬收書達3,976部,號稱「各藏經典,不重一部,不減一部,合成一帙」(蔡運辰:《中華大藏經序》)。對於各種藏經中同一部書因版本不同而出現的較大文字差異以及某些版本中增入的序跋等內容,選藏擬在第4輯後面設「綜合補錄」一項;蔡運辰專門編製了詳細目錄,指明應從何版中補錄哪段文字,這等於為讀者作了大量的校勘提示,其作用不可低估。選藏以外,計劃是:「續藏」,結集歷代未入藏之經典,收書970部;「譯藏」,專收由漢文譯成西文之經典,中外文對照刊印,收書20部;「總目錄」,編列各藏目錄及與目錄有關之書籍,收書39部。這後3大部分共有書1,029部。
如果臺版《中華藏》能按上面的設想全部完成,的確將是一部既有空前宏富的內容,又有文物觀賞價值的煌煌巨製。然而,光陰荏苒,「修藏會」困難重重,工作拖延再三,龐大的計劃最終夭折了。這對一開始企圖利用這個機會籠絡海內外中國佛教信徒,通過「修藏」在政治上、宗教上為臺灣爭個「正統」地位的人,是一次不小的打擊。
選藏第1輯是1962~1966年出版的,16開,精裝40冊。1968~1974年,第2輯出版,精裝80冊。同時出版了朱鏡宙編的第1輯索引和蔡運辰主編的《中華大藏經首編》。《首編》包括該藏序文9篇,「修藏會」成立時的章程、宣言等文件,編目通例,各輯編目說明,全藏目錄。在此期間的1972年,屈映光病故,年近80的劉泗英接任首席常務理事。劉缺少屈那樣的「權威」,「修藏會」在屈主事時埋下的用人失當、計劃不周等矛盾很快趨於尖銳化。第2輯基本告竣時,第3輯本已開印,卻又將第1輯重新印成「大字本」,即改原每頁三欄為兩欄,一下擴展成約100冊。第3輯預計也不低於此數。兩輯分別印到三、五十冊時,印刷經費竟被負責印務的人挪做股票投機買賣,賠得精光,以致提起訴訟,但於事無補,印行工作從1979年完全停頓。預付了書款的訂戶,函電交催,逼得「修藏會」在日本的代理人幾欲尋死;還有一些未付款的訂戶見書成無日,打了退堂鼓。臺灣「中國佛教會」方面則因與「修藏會」不諧,其各級組織「無一處請藏」,也不管推薦訂戶。蔡運辰目睹原定方案「滯礙難行」,信心黯然,移居去了美國。劉泗英「心有餘而力不足」,最後找了一位「立法委員」董正之,和屈映光之子屈彥遠一道接手印行。臺灣當局「內政部」看看「前朝遺事」騎虎難下,不得不指派一名科長出面監督。經過一番計議,新文豐出版公司答應承擔繼續印刷,而此時掌管影印底本的一位林覺非居士又拒絕交出書來,祇好另外去找。到1982年,第1輯大字本和第3輯精裝各100冊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總算印成,又配套重印了第2輯,「修藏會」趕緊宣告「功德圓滿」,20多年的「修藏」就這樣草草收兵了。
臺版《中華藏》共出版正藏3輯,計精裝280冊(第1輯以大字本冊數計),線裝本加倍;臺灣島內外購買全部三輯的訂戶不過150家左右。付之闕如的各個部分,還能不能問世?董正之祇好說:「祈禱佛陀」!
用實事求是的觀點看,臺版《中華藏》在編印過程中還是取得了一定成績的。最突出的是蔡運辰為確定全藏目錄所作的工作。蔡運辰任總編審後,首先「窮四年之力」,「搜羅古籍,獺祭群書」,「凡得刻藏目錄18種、輯藏目錄8種、專書5種,合為31種,綜合排比,鉤稽部數,校註異文」(聖嚴:《序〈二十五種藏經目錄對照考釋〉》),編成《三十一種藏經目錄對照表解》,統計各藏所有經書,共得4,166目,於1960年4月由「修藏會」出版;後又補入《金藏》目錄1種,成為32種;再從32種中刪去輯藏8種,另加《大正藏》目錄1種,並分別進行研究考釋,於1971年最終編成《二十五種藏經目錄對照考釋》一書,1983年12月由新文豐出版公司出版。這部16開760頁的著作,是佛教經籍目錄學的重要成果,連同先前出版的《中華大藏經首編》,給治佛學、修新藏者帶來了極大便利,是可以傳之久遠的。臺灣華宇出版社1986年出版藍吉富主編的《大藏經補編》第35冊中全文收錄了《中華大藏經首編》,藍吉富在說明中指出:「即使祇將此一書目瀏覽一過,也足以使人對中文佛典之美之富,有一初步之理解。」蔡運辰在參與修藏的20年裡,還在臺灣雜誌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詳細探討有關這部藏經的很多問題,這些文章具有明確的學術價值,被收集在《如是庵學佛剩語》上冊,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年出版。「選藏」第1輯中,有兩部經是上海版《影印磧砂藏》中失收的,這就是胡適在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文庫發現的《磧砂藏》「寧四」、「更一」兩冊,分別為唐不空所譯《略述金剛頂瑜伽分別聖位修證法門》一卷和《瑜伽集要救阿難陀羅尼焰口儀軌經》一卷;第2輯中,有3部書實屬《嘉興藏》,而為《嘉興藏》目錄所不載,是在此次修藏時整理發現的,書名分別為:《雲棲法彙》、《布水臺集》、《鶴山禪師執帚集》。這些不易得見的版本被臺版《中華藏》影印公諸於世,值得慶幸。此外,臺版《中華藏》雖然在1982年就完結了,其「餘蔭」卻至今還嘉惠著臺灣的某些出版商。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1987兩年間,分別把原來該藏的1、2輯以《影印磧砂藏》(內含《宋藏遺珍》)和《影印嘉興藏》的名字重新印行,精裝各40冊;那位當初匿書不交的林覺非居士,1985年拿出了手裡的10種佛教寺誌膠卷,由杜洁祥印入丹青出版公司的《中國佛寺史誌彙刊》(第3輯),這10種寺誌都是被蔡運辰列入臺版《中華藏》「續藏」目錄的。直到新文豐出版公司陸續出版的《佛學名著百種》(70冊),從中還可以分辨出胎死腹內的「續藏」的面貌。當然,所有這種種新書,對學術界、宗教界的讀者都有著獨特的魅力,不僅僅是「嘉惠」出版商而已。
臺灣編印《中華大藏經》的始末表明,在不少古本藏經已星散各處的當代,要搞出既全又精的大藏經,離不開海內外的廣泛聯[A1]繫【CB】,係【藏外】繫和密切協同。該藏的第2輯有相當一部分影印底本攝自日本駒澤大學,而其第4輯之所以無法開印,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台灣當地缺少的各藏太多,甚至連明永樂南北藏這樣在祖國大陸往往可見的版本,臺灣竟一部沒有。正所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修訂新藏是個浩大的工程,非一年半載之功。必須有周密的計劃,嚴謹的部署,科學的組織,依靠強勁的領導,得力的骨幹,精幹的隊伍,還要獲得可靠的長期財力及印刷能力的支持。最後,還需要堅韌不拔的意志和同心同德的團結。臺版《中華藏》的經驗教訓,對於我們今後從事類似的編藏工作,也是有可以借鑒之處的。